巷子深处，有一个极不起眼的修理铺，门口挂着一块边缘卷曲的木牌，用毛笔写着“各种电器修理”几个字。铺子里的老人总是坐在那张堆满零件和工具的木桌前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用白线缠着腿的老花镜。

那天，我抱着一台老旧的红灯牌收音机走了进去。那是我外公的遗物，外壳有了裂纹，调频的旋钮也失灵了，只能发出滋啦啦的噪音。母亲几次说要扔掉，我终究没舍得。

“老师傅，这个还能修吗？”我问。

老人接过去，他的手干瘦，布满了深色的老年斑和一些细小的划痕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将收音机轻轻放在桌上，插上电源，打开开关。一阵嘈杂的电流声立刻充斥了狭小的空间。他并不烦躁，反而微微闭着眼，像一位老中医在听诊，从那片混乱的噪音里捕捉着病症的源头。

“能修。”良久，他睁开眼，只说了这两个字，简短而肯定。

然后，他便开始了。他用螺丝刀小心地卸下后盖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、布满灰尘的元件。他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拿起一个棕色的旧皮囊，里面是各式各样、从小到大排列的螺丝刀、镊子和焊笔。他取出一把小刷子，开始轻轻地、极其耐心地拂去积攒了数十年的尘埃。那动作不像是在工作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。

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一言不发地忙碌。他用万用表的表笔在电路板上一点点测试，寻找那个断裂的、或是衰老的节点。时间仿佛在这里被调慢了流速，店里只有旧式台灯发出的昏黄光线，以及电烙铁偶尔接触元件时发出的细微“呲”声，伴随着松香略带苦涩的独特气味。

“老师傅，不着急，我过几天来取也行。”我忍不住说，觉得自己的在场似乎打扰了这份专注。

他抬起头，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平静而深邃。“东西老了，就像人老了，不能急。”他慢悠悠地说，“你一急，它就‘害怕’，就更找不到病根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忽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热，在一个凡事求快的世界里，习惯了即时的回应和高效的解决方案。而在这间充满旧物气息的小店里，“慢”不仅是一种速度，更是一种哲学，一种对老化生命的尊重与体谅。

他不再说话，重新埋下头去。我发现，他对待每一个小小的电容、每一条纤细的线路，都带着一种近乎温柔的郑重。他不是在征服它，而是在与它交流，引导它，帮助它恢复与这个世界的连接。

终于，他完成了最后一处焊接，用酒精棉轻轻擦拭干净，然后将那枚饱经风霜的塑料旋钮，小心地拧了回去，再次插上电源。

这一次，旋钮转动，在一阵细微的杂音后，一个清晰、圆润的男中音蓦然响起，正在播报着午间的新闻。那声音洪亮而稳定，仿佛穿越了时光，将这个小小的店铺瞬间填满。

我惊喜地看着那台重新歌唱的收音机，又看看老人。他脸上依然没有太多的表情，只是那纵横的皱纹里，似乎舒展开一丝难以察觉的欣慰。

“多少钱，老师傅？”

他摆摆手，“换几个小元件，不值什么。让它接着响吧，好东西不该成了哑巴。”

我抱着修好的收音机走出小店，身后又传来了不知修理何物的细碎声响。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。我放慢了脚步，怀中的收音机传来悠扬的老歌旋律。

我忽然明白，他修复的，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发声的功能；他守护的，是一段可能随之逝去的记忆，是一种过往生活的温度，是一种在“废弃”与“更换”成为主流的时代里，近乎固执的“珍惜”的立场。

在这个迅速迭代的世界里，那位沉默的老人和他的修理铺，静静地告诉我：有些东西，值得你花时间耐心地去寻找那断裂的节点，然后温柔地把它接上。(作者：贺源 2025年12月10日《滁州日报》)